謀殺案找不到死屍，如何可以滿足「不留合理疑點」( Beyond reasonable doubt)的刑事罪嚴格舉證責任，去判被告有罪呢？
無屍案令人想起1988年康怡花園烹夫案，58歲婦人馬潔芝懷疑丈夫傅棠有外遇，用鐵鎚把丈夫打死，切開，煮熟，再一袋袋運去垃圾站丟掉。案中單位有女兒同住，但母親馬潔芝向警方承認殺人，罪成判入小欖精神病院治療，7年後獲釋。康怡案由於在單位內找到死者血跡，有法證證據顯示死者已遇害，而母親馬潔芝又認罪，所以遠較此案容易入罪。
此案開案時，控方先陳述各類環境證供，作出唯一合理推斷，推論失踪女子秦嘉儀已被情夫陳文深殺害。但當時仍令人懷疑，即使控方有很強的推論，能符合「不留合理疑點」的舉證要求嗎？
關鍵的轉捩點是被告陳文深選擇自辯，刑事案被告有保持緘默權，可以選擇不自辯，但被告選擇上庭作供自辯。
被告陳文深不講還好，一講就出很多問題。第一，證供漏洞多。案發地點淘大花園的閉路電視影到被告在10月6日到過淘大，深夜離去。被告買垃圾袋、保鮮紙後在10月7日再到案發單位，然後推車仔出來，推得很慢，很用力，控方指被告用垃圾袋包屍、用車仔推屍走。被告陳文深自辯話和情婦秦嘉儀口角後，秦同意搬走，所以他買垃圾袋去清潔執屋。問題是該單位已登記秦嘉儀為業主，二人分手，秦為何同意快快交回單位？
後來死者秦嘉儀失踪後，她的姐妹曾問被告陳文深死者去向，陳文深回答指死者可能回了大陸，並作證話10月2日之後沒有見過死者。但陳文深的手機顯示在10月6日他仍有和死者秦嘉儀有短訊往來，有講大話之嫌。
陪審員一般較少發問，但此案陪審員曾多次在被告作供時發問，顯示陪審員對被告的證供有懷疑。
第二，好人到不合常理。死者秦嘉儀失踪後，她的媽媽病了，她的哥哥曾來港找妹妹秦嘉儀，被告陳文深知道秦嘉儀哥哥來港後，就拿錢給他，說是給他媽媽醫病。他在作證時既稱不知秦嘉儀去向，又肯給錢秦嘉儀的家人，好人到不合常理。
第三，感情太豐富。被告陳文深作供時，一講到自己在外有情婦，對不起太太，就多次落淚，被視為感情豐富到有點失真。(在案件判決後，被告聞判又表現得太冷靜，若然他沒有殺人而被屈謀殺，這種反應又嫌過份冷靜)。
我自己曾讀法律，其中一科是審判辯護(Advocacy)，即是由學員扮打官司，包括要扮犯人上庭作供。未讀此科前，還以為罪犯作假證供好容易，但讀了之後就發覺，事實只有一個，若被告編造事實，就有很多漏洞，在庭上被盤問時，很易被發掘出來。
學歷愈高，能力愈強的被告，愈傾向上庭自辯，但一作證就易有漏洞。好像此案，若被告不自辯，相信陪審團未必那麼容易，傾了兩小時這麼短時間，就可以一致裁定被告罪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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