現時香港每月工資1.5萬元或以下的低收入勞工，人數約141萬，按政府推算，每周標準工時時間愈長，受惠的打工仔人數愈少，估計將標準工時由每周44小時，調高至每周48小時及52小時，受惠人數會由76萬人降至約53萬及約28萬。
香港勞工界多年來爭取最低工資及標準工時。表面上看，這兩項措施，都是要保障低收入人士，讓低下階層的打工仔受惠。
我記得當最低工資實施之初，我與一位小企老闆吃飯，他對這項政策大聲讚好，說香港社會貧窮懸殊，他這個老闆階層也贊成最低工資政策，讓基層僱員工資得以提升。不過，幾年後的今日，這位「仁慈」老闆卻慨歎，最低工資對社會的影響，令他大跌眼鏡，低下階層特別是從事保安、清潔及地盤工人工資確實大幅提升，但他兒子是大學畢業學生，工資卻連清潔工人還不如，原來這種保障勞工工資的政策，會有這樣大的副作用。
上屆特首曾蔭權，將實施最低工資及推動立法會的政制改革，視為他任內的兩大政績。現任特首梁振英在競選的時候，曾經提出會研究實施標準工時，但時至今日，仍未做到，便給工聯會的陳婉嫻「追數」。政圈中人現時都在竊竊私語，以香港的經濟狀況，還未具備實施標準工時的條件。但在未來特首選舉白熱化時，政府隨時可以推動標準工時，爭取工會的支持，以及提升特首在低下階層的民望。
香港的大學經常做研究，但甚少做有關本地議題的研究。例如實施了最低工資之後，究竟為香港經濟帶來了什麼影響，有什麼副作用？我便看不到本地有什麼有質素的相關研究。
粗略觀測，實施最低工資的直效果除了令保安、清潔等低收入行業加人工之外，更令地盤工人這些厭惡性行業的工資大幅提升，像要在戶外從事高勞動力的紥鐵工人的工資，便增加至每月三萬元以上，要深入地底挖掘隧道的工人，每月工資更高達四、五萬元以上。這是實施最低工資的第一個副作用。
第二個副作用是出現從事文職的大學生收入，薪金比厭惡性行業工人低很多的「薪金倒掛」現象。目前，在本地讀完大學學士學位，甚至碩士，起薪點大約一萬元。由於經濟放慢，很多行業經營情況不理想，僱員薪金加幅非常低，甚至追不上通脹。大學生畢業以後，工作五年、十年，月薪不足兩萬元的，比比皆是。不過，如果願意做一些勞動力強的或者厭惡性工作，賺兩、三萬元工資，非常容易。
或許很多人說，技術勞工收入偏高的情況，在西方社會非常普遍。但由於西方社會的稅率高，福利安全網比較廣泛，不同工種的工作地位，相對平等，工資拉近，甚至倒掛的情況，也廣為社會接受。不過，在香港這樣的社會，學歷高收入低的情況，已經造成年青人極大不滿，再加上高樓價、高租金，更看不到出路。
至於第三個副作用，是嚴重地推高物價。受影響比較大的行業包括零售餐飲業及房地產，由於洗碗的、當侍應的工資大幅提升，鋪租高昂，茶餐廳快餐店要經營下去，惟有大幅加價。在中環、灣仔，一個普通茶餐40元以上，已經是等閒的事。在建築工人工資大增，又不能夠輸入外勞的情況下，令到新樓每呎建築成本高達5000元。雖然樓價高企也不純粹因為建築費上升，但建築成本上漲，也是推升樓價的其中主要動力。樓價貴，亦推動租金急升，推升通脹。
相比十年前，現時的基本生活的物價，已經飆升了一倍或以上，拿到十年前同樣的工資，實質的生活水準其實已大幅下降。因此，除非你是從事那些直接或者間接因最低工資受惠的行業，例如清潔、保安、地盤等，否則你已實質受害。因為你的工資輕微上升，根本趕不上物價的大幅上漲，最低工資推出，令你的生活比以前更加艱難。
未來若實施了標準工時，又定在每周44小時這樣的低水平，肯定會造成第二波的厭惡性工作薪資的上漲潮，上面提到的副作用將進一步激化。那些工會大力爭取最低工資及標準工時，貌似要讓全港低收入打工仔受惠，結果卻只有幾個特定行業受惠，而其他行業的打工仔以至中產人士，卻因此而大受其害。
然而，由於政治鬥爭劇烈，這些問題就像「皇帝的新衣」一樣，很多議員、政黨都看到，但沒有人有勇氣提出，因為怕得罪了工會和低收入的打工仔。公共政策已淪為政治鬥爭工具，毫不考慮其副作用，糊糊塗塗地將其推上馬，結果全社會都要慘嚐苦果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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