這些觀點似乎與蘋果過去的立場很不一致。蘋果一向反建制立場鮮明，譏笑別人搞「河蟹」，為甚麼突然擔心社會撕裂起來？這是否意味着蘋果，以至整個反建制派，都有意在後佔中時代重新定位？
我初加入傳媒行業時(2005年)，蘋果每日的發行量超過三十萬份，到前日(12月22日)，跌破了十六萬份，反映讀者正在不斷流失。這可能反映社會撕裂的結果，正把一部分原先看蘋果的人也撕走了。或許是這個原因，令蘋果不得不看看讀者的需要，而不是報紙想做甚麼便做甚麼。
我覺得今次社會的撕裂，是因為意見領袖一開始就上綱上線，把程度的差異定位成是非的差異。如果把雙方的分歧視作為快速地走向民主與漸進地走向民主的差異，而不是稱自己的一套才是「真民主」，別人的則是「假民主」，那社會就不會那麼容易撕裂。
「真」代表正確，「假」代表錯誤，兩者必然對立，無法調和。我在金鐘佔領區曾見過一幅標語，寫着「袋住先，罪大惡極」，那豈不是把支持袋住先視作為一種罪行，那社會焉能不撕裂？
老實說，我是最先提出袋住先的人。我的出發點只不過想香港可以有多一點民主。我希望爭取得到的是香港人可以切身體驗得到的民主，而不是停留在政綱裡的民主。如果民主只能用來叫叫口號，證明政治領袖仍在堅守政治貞操，那對普羅香港人有甚麼意義？
其實，大部分香港人都希望提升香港政制的民主成分，所以大家都並不抗拒各式各樣的人提出不同的民主訴求。但這只能視作是一種探討的過程，希望可以逐漸達致一種較為一致的意見，才付諸實施。
此外，除了香港人有共識外，還要爭取中央政府的認同，否則也沒有機會落實。支持佔中的人認為可以透過公民抗命的方式逼中央讓步，而不支持佔中的人卻認為威脅中央只會弄巧反拙。現實證明不支持佔中的人對形勢的評估比佔中的人正確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又怎能怪普通市民不肯為徒勞無功的事情作出無謂的犧牲？
要避免香港社會進一步撕裂，我們在討論民主進程的時候，不應該唯我獨尊，非要分真假與對錯不可；亦不應隨便把別人視作中共走狗或外國勢力的傀儡。這樣，大家才能心平氣和地進行商討，大家才能逐步取得共識。要進行修憲，最好的辦法是進行多輪的諮詢與商討，公民抗命並非最佳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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