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們的理據是這樣的：由於香港沒有真普選，政府的施政受地產霸權左右(行會、立法會、以及很多諮詢組織裡，都充斥著地產商的代理人)，不能反映及維護基層的利益。
這裡的確有一部分是事實。香港的政治制度的確是以維護資本家的利益作主要考慮的，否則不足以達致回歸後資本主義制度不變的目的。此之所以，當商界不想政治改革進行得太快的時候，北京會遷就他們的看法，而不理會社會上要求加快民主步伐的呼聲。
然而，年輕人亦不要幻想，一旦有了民選政府，青年人的置業問題就可以得到解決。要解決置業問題，還需要恰當的房屋政策。新加坡不怎樣民主，但新加坡大多數人都有機會買到由政府提供的「組屋」，平均面積達一千呎，在香港已算是豪宅了。英國算比新加坡民主，但年輕人一樣很難在倫敦置業。美國的紐約也有類似的情況，可見置業的難度與有沒有民主並沒有必然的關係。
其實，回歸後特區政府曾刻意改變殖民地時代留下來的高地價環境，董建華先生的「八萬五」政策曾成功地令樓價跌了七成。在二十一世紀初的頭幾年裡，置業應該不太困難，只是當時通縮嚴重，大家都不想買樓，還想政府快點救市，把樓價推上去。因為樓價跌了，政府的財政出現赤字，公務員減薪，教育、醫療、社福等都出現經費不足的情況。最要命的是很多有樓的家庭都成了負資產，整個社會都缺乏消費與投資能力。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，市民遇到的問題比沒法置業更為嚴重，沒有興緻研究置業問題。
因此，政府在增加供應，遏抑樓價，協助年輕人就業的同時，還要避免上述的負面影響再次出現，否則市民的怨言可能比現時更多。香港處於高地價的環境下的時間太長了，政府的財政依靠高地價，銀行的營運借助高地價，連市民的生活也與高地價結下了不解之緣；一改就萬般不適應。因此，香港的樓價只適宜緩變。期望用政治手段一下子把樓價壓下去，只會造成另一次經濟生態大災難。無論哪個政府上台，青年人都不要期望置業問題可以一下子解決。
民主制度的一項重要功能就是制約政府的權力。新加坡政府權力大，要移山填海，都不會有太大阻力；但在民主程度高的地方，政府要開發土地，都得過五關斬六將，環境保護、文物保育、地方利益等，都得照顧，一定快不起來。因此，要增加土地供應談何容易？香港正面對這種情況。
因此，年輕人想在香港置業，短期裡沒法靠社會政策去協助解決，唯有靠個人努力，先在事業上做出成績，然後才有條件講置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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