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舉引起反建制派對梁振英政府的圍攻，指他一方面要搞創科局，另一方面卻阻礙創新科技的應用，連Uber這樣全球公認的優秀的手機應用程式也不予以生機；批評梁振英的思想落後於科技發展的新形勢，沒法帶領香港迎接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到來。
我雖然對梁振英政府的某些政策亦相當不滿，但我不會逢梁必反，更不會為了要梁振英難看，而不惜損害香港的法治。
本欄很早就介紹Uber的服務，充分肯定Uber的服務，認為它對社會的資源共享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貢獻。我認為各政黨應推動政府進行新的立法，修訂現有的出租車發牌制度，方便Uber以後可以合法地提供服務。
然而，這並不表示警方不應對無牌提供出租車服務的人採取行動。在法例修改之前，Uber現有的服務明顯違法，對其他接受法例規管的出租車亦不公平，警方別無選擇，必須執法。不能因為Uber在科技應用上有突破，就隻眼開隻眼閉，刻意放他一馬。
法治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不能因為科技含量高或經濟效益大，就法外開恩，無牌亦可經營出租車服務。法治亦不容每個個人自行判斷，哪些法律應該有效，哪些法律已經過時，不執法也沒所謂。這類問題應由獨立的司法系統去處理，不應人人自作主張。
然而，香港的反建制派，動不動就把一些他們不認同的法律視為惡法，可以加以藐視。他們知法犯法，還視之為公民抗命的英勇行為，對一些少不更事的年輕人造成了惡劣的影響。我真擔心，他們中會有些人不知分寸，誤墮法網，終生遺憾。
公民抗命只宜在重大的政治議題上應用，沒有必要把管理出租車的交通條例，也上綱上綫。如果認為法例已不合時宜，透過正常的立法途徑加以修改便是。沒有理由反對警方按現有的法例執法，還把罪名加在梁振英身上。
其實，全世界大部分大城市都有出租車發牌條例，Uber的營運方式很容易與這類法例相左，對Uber採取法律行動的政府何只香港一個。美國、法國、德國、加拿大、巴西、印度、南韓等國，都有市政府把Uber告上法庭。所以我一點不覺得香港警方有甚麼不妥。大家等候法庭判決便是。
加拿大多倫多的市長John Tory比較聰明，他知道民間支持Uber的呼聲很高，所以他公開表態支持Uber，但這只是一種理念上的認同；他不會叫警方暫停執法，更不會干預法庭作判決。梁振英大可以仿傚John Tory的做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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