昨天我先由Adaptation(適應)的角度，試圖解釋為何回歸後，香港的經濟發展步伐會逐步減慢，原因可能與民間的強烈反共情緒有很大的關係。正是這股情緒，令香港人抗拒與中國融合，無法善用中國的崛起來發展香港的經濟。全世界都搶著做中國生意，但在香港做內地生意，卻常要背上道德包袱，被指為賣港媚共。在這種壓力下，香港的適應環境，善用資源的能力自然下降。
今天，我再由Goal Attainment(達標)的角度，試圖解釋為何社會失去共同願景，沒法有凝聚力。港英年代，殖民地政府成功地讓大多數市民接受了獅子山下同舟共濟的精神。這類所謂的共濟，其實主要是各自努力，以改善生活質素。殖民地政府並沒有引導市民去追求一個更理想的政治制度，因為市民一旦在政治上有所覺醒，一定不會接受殖民地統治。所以，他們在社會上營造一種忌談政治的氣氛。當年，大部分香港人都是缺乏政治訴求的經濟動物。
不過，這也難怪香港人，因為當時香港的生產力仍相對落後，大部分人教育水平不高，只能在工廠打工，為口奔馳已耗盡精力，沒有閒心爭取政治上的訴求。當時，大部分人的目標很簡單，就是「少做工夫，多歎世界」。連大學生也只曉得集中力量搞四仔運動──車仔、屋仔、老婆仔、BB仔。港英政府成功地為香港社會界定了目標，並為社會成員提供了一個有機會完成目標的環境，所以社會顯得相對穩定。
到英國人知道中國一定會在1997年收回香港後，他不甘心把一個這麼容易管治的香港交還中國，派來了一個不一樣的港督彭定康，引導香港人要作民主訴求，要追求一個公平、公正、公開的社會，讓民主種子有更好的發芽環境。
英國人統治了香港百多年，在英國早有民主後，仍不在香港推行民主，為何突然「轉性」？說穿了就是不甘心放棄這個殖民地。既然中共不肯以主權換治權，那就讓中共嘗嘗治港的滋味。彭定康留下一招，叫中共至今仍窮於應付。這招就是民主抗共。
回歸後，香港民間在生活目標上出現了嚴重的分歧。有人繼續搞個人奮鬥，以改善個人與家庭的經濟狀況為目標；有人則認為應先改革社會制度，引入民主憲政，否則一切個人的奮鬥都沒有保障。佔中後出現的社會分化，基本上就是因為大家想達至的目標不一樣。
社會要有平衡持續的發展，必須讓成員有一個共同的願景，否則社會的力量就無法凝聚，甚至會出現內耗。可惜，回歸後，特區政府在這方面都不太成功。中共在制訂治港政策時，必須看到兩個基本事實：(i)香港人的教育水平已提高，會有較強的自我意識；(ii)現時社會提供的個人奮鬥空間已愈來愈小，很難期望年輕人繼續迷頭迷腦搞「四仔運動」，而不作政治上的訴求。正確的做法是為香港描繪一個大多數人都願意去努力的願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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