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歸後，香港社會明顯出現不適應的情況，原因與上述四大功能的失調有密切的關係，今天先談經濟發展方面的情況。
帕森斯認為︰一個社會要長期生存並保持平衡，必須能在經濟發展上適應環境的變遷，善於利用周邊的資源，為社會的成員提供所需的商品與服務。
香港人向來以適應能力強而聞名，但回歸後卻適應能力大減，甚至有抗拒適應的跡象。原因是今次主權回歸，基本上是由外力造成的，而港人自發的內因不足，強摘的瓜不會甜。
香港人很多都是從內地來的難民，他們為了逃避中共政權才來到香港，怎會歡迎再度納入中共的管治。鄧小平深知港人的這種心態，才在策略上作出退卻，容許香港先行一國兩制，試圖平息香港人的抗拒情緒。
回歸後，中共容許香港可以繼續行資本主義，私有產權亦受到法律的保障，所以民心基本上得以穩定下來。急於移民的人漸少，已移民的亦逐漸重回香港生活。然而，香港人心中的憂慮——中共最終會以他們的一套治港，總是沒法放得下。社會上總有批人，以疑共、恐共、仇共的心態，對待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的政策；一些專與政府對着幹的言行，常被輿論視作有助於維護港人原有的生活方式與傳統價值。這種強烈的抗拒情緒，嚴重影響了港人客觀地觀察環境的能力，對時空轉變的適應能力因而下降。
改革開放後，中國的製造業發展神速，香港的製造業沒有條件與內地競爭，只好轉而發展服務業，主要是金融服務與專業服務，而服務的對象亦由歐美國家變成中國大陸。然而，香港就有一些人對這種轉變感到不舒服，甚至有所抗拒。
他們不想香港的上市公司中大陸公司愈來愈多；不想香港的金融政策遷就內地的需要。他們甚至認為應該恢復製造業，以減少對金融業的依賴。
他們怕內地人來港購物多了，商舖會不願做港人生意；港人不但買不到樓，連奶粉也買不到。他們認為做大陸生意的人會賣港媚共。不可信賴。
他們反對建高鐵，反對新界東北發展，反對機場擴建，原因都是因為擔心政府在配合大陸的需要，而非港人的需要。
然而，香港的服務業要發展，怎能不去配合內地的需要？其他國家都搶着想做大陸生意。香港卻因抗共情緒而沒法利用自己的有利環境。這樣發展下去，香港社會的適應能力會下降，經濟增長能力會下降，年輕人向上流動的機會亦會減少，他們將很容易就成了反建制力量的生力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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