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年，常聽到人談論公民抗命，亦有人號召港人進行公民抗命；不過，我常覺得他們把公民抗命與革命混淆了。
公民抗命一詞，源自英文Civil disobedience；可見這裏的抗命主要是指不服從；而抗命的「命」是指命令的「命」，不是命運的「命」。當公民覺得政府頒布的命令或法律不符合公義的時候，可以透過不服從的方式加以抵制。
但革命的「命」則不是命令的「命」，而是命運的「命」。當人民覺得自己的命運在現有的制度下受到局限，飽受困苦，有權透過推翻現有建制，以改變自己的命運。
公民抗命往往是有針對性與有局限性的。而革命則是全面及徹底的。歷史上公民抗命的方式有：不支持對外戰爭，拒絕服兵役；不認同種族隔離政策，擅闖禁區；不接受某種徵稅，拒絕繳交。這些抗命行動的目的，志在令政府的某些政策無法落實，而不是要整個建制無法運作。
然而，近期香港的公民抗命運動，尤其是佔領中環運動，已超越一般公民抗命的範疇，已幾近革命。佔中所追求的，已不是抵制某項個別的政策，而是想重訂香港的社會契約，並在重訂的過程中，排除中共的干預，那就非革命不可。
傳統的公民抗命，若以不遵守某些交通規則的方式進行，抵制的多會是某些與交通有關的法例，而不是以癱瘓交通的方式，去逼政府在一些憲制上作根本性的讓步。
傳統的公民抗命運動，需要廣大群眾一起出來抵制，才能令惡法無法落實。但佔中運動卻只需小部分激進分子盲動，就可以癱瘓中環。這種做法即使成功，亦很難證明其政治訴求在群眾中有必然的認受性，可能只是少數動力比較強的人把自己的意願加諸多數人身上。
甘地認為：公民抗命的時候，如遇到當局實施逮捕，抗命者會予以配合。但佔中者雖強調和平，但仍會聯手妨礙拘捕，間接逼使警方使用一定的武力。這種環境很容易激發憤怒情緒與報復心理。這些都不是甘地所主張的。因為這很容易導致情況失控，引起暴力流血。
我並非盲目地反對暴力，歷史上的革命大都使用某種形式的暴力，可見使用暴力有時也可以是合乎公義的；關鍵是革命的時機是否成熟，人民是否已忍無可忍，不惜付出沉重的代價也要冒險革命。
現時，一般香港人仍有安樂茶飯，即使有人自以為自己是社會的受害者，但他們的處境，仍比歷史上革命前夕的民眾生活好，香港現時仍不具備革命的條件。香港的激進派在進行革命式的公民抗命的時候，應考慮一下廣大群眾的意願，否則很難贏得多數人的支持，令運動徒勞無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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