帕森斯認為,社會系統複雜,矛盾眾多,單靠法治不足以完善地處理好這些矛盾;要整合社會的力量,還需要有與社會的政治及經濟系統相應的文化意識,在人們的生活取捨中,作出全方位的配合。
意識形態是長期潛移默化的,它不是一蹴即成的,也不會因主權回歸而立即改變。帕森斯稱這種功能為Latency,就是因為這種功能是潛伏的,不易察覺,卻力量很大,且非常頑固。
英國人能夠在香港進行一百多年的殖民統治,並非全靠炮艦與警察,它還引入了西方的宗教信仰、西方的文化藝術、西式的生活習慣與社會時尚,令香港人逐步接受英國人的管治,甚至甘之如飴。
港英政府透過他控制的教育制度,設計課程,決定青少年可以接受到哪類型的資訊,以規範他們的思維模式。於成年人而言,港英政府亦設計了一套社會階梯與職業途徑,令想升職改善生活的人、想建立社會地位爭取成功的人,都得努力學習英文,適應英式文明。久而久之,香港社會就形成了一整套西式的意識形態,主宰了香港人的價值取向。
幸好回歸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後進行,以及鄧小平願意作出相當多的妥協,否則香港社會原有的Latency,一定會與主權轉變產生更大的衝突。一國兩制令香港在經濟上保持了大部分的Adaptation的能力,因為我們可以繼續行資本主義與自由市場。在Goal Attainment方面,個人奮鬥依然受到鼓勵,但政治訴求則受到遏抑。幸好法治仍保全得相當好,社會上的非政治性矛盾基本上得到梳理。可是,佔中使香港人驚覺,法治無法梳理政治矛盾。中方只餘政治讓步與武力鎮壓兩個選項。
回歸後政治矛盾突顯的一個重要原因,是英國人留下的Latency與中共的文化意識根本是南轅北轍。表面上中共也在行市場經濟,甚至可以說在行資本主義。但西方的資本主義是以個人為基礎的,但中式的資本主義卻是以國家為主導的,前者崇尚自由,後者依靠威權。前者對後者必然有所排斥。
此之所以,回歸後特區政府在施政時不容易受到文化界的支持,難以在輿論上佔領道德高位,處處舉步維艱。以至97後,香港的發展明顯沒有英治時代那麼順暢。塔爾科特‧帕森斯的社會結構功能理論,可對此作出強而有力的解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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