理論上，社會契約應由社會上的人，先透過商討，然後歸納出多個最有代表性的方案後，再交全民表決。
現實是，大部分的人都未看過自己國家的憲法，因為他未出世前，憲法已經存在，輪不到他去參與制訂。
情況就是大廈公契那樣，第一個小業主就得與發展商簽大廈公契(俗稱簽頭契)；簽好後，其他隨後的小業主都得接受。
如果有人覺得大廈公契的內容不妥當，可以提出修訂。公契內是有可供修訂機制的，但行起來卻並不容易。原因是大部分小業主對大廈管理的問題都不關心，召開會議經常沒法達到法定人數。即使人夠了，但意見往往南轅北轍，不容易有共識。結果演變成權力鬥爭，小業主難再安居。
我也當過業主立案法團的成員，發現開會效率極低，原因是成員大都對大廈管理所知有限，連最基本的知識都沒有。要決定是否要換消防喉的人，既不懂消防條例，又不知工程市價，遑論工程的技術細節。所以，單是讓成員了解一些基本知識，就花了很長時間。
管理好一個社會遠比管理好一座大廈複雜，人類至今仍未發展出一套完美的社會管治模式。其中一個不容易解決的矛盾，就是如何在引入公眾參與的同時，而不損害管治的質素。
從民主的角度而言，提高公眾參與的程度，可以更好地體現民主；但公眾的知識水平不一，遇到複雜的社會問題時，就很容易眾說紛紜，爭拗難以休止。
近年香港社會爭拗不絕，社會走向撕裂，其實都與引入公眾參與有關。尤其是年輕人，他們充滿著理想，覺得人民應該當家作主，甚麼事都要管；環保要管、城市規劃要管、勞工條例要管，全民退休計劃亦要管；甚至連憲制的基礎亦想推倒重來，完全沒有考慮到自己的能力，與推行他們那套理想的風險。
他們只知道自己也有權制訂社會契約，卻不知道要訂定一套為多數人大體可接受的社會契約並不容易。世界上至今仍有不少國家，由於舊的契約被推倒後，新的又無法有共識，結果打了很多年內戰，社會還沒法安定下來，變成失敗國家。利比亞就是處於這種狀態。
香港現有的社會契約，主要是靠中共的威權，才能在回歸後第一時間落實的。其他的前英國殖民地如印度，就沒有那麼幸運，都得經過一輪陣痛，如大規模的種族衝突或宗教衝突，才平靜下來。
按激進派的想法，最好能排除中共的威權，港人才能自訂屬於自己的社會契約。然而，激進派有辦法協調商界，以至社會上各方勢力，一起接受他們倡議的那套嗎？隨後可能出現的局面，絕非一批少不更事的年輕人懂得如何處理好。此之所以，普通人都接受原有的大廈公契算了，非迫不得已都不敢大改。
http://www.am730.com.hk/column-222894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